新媒体的时代功用

2018-07-31 10:09 未知

  新媒体凭借强大的互联网络、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浅显易懂的语言,无形中具备了塑造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功能。同时,新媒体可以与受众建立更加人性化的联系。对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所带来的很多新的理念和模式都是可以借鉴的。

  【摘要】新媒体凭借强大的互联网络、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浅显易懂的语言,无形中具备了塑造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功能。同时,新媒体可以与受众建立更加人性化的联系。对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所带来的很多新的理念和模式都是可以借鉴的。

  【关键词】新媒体 社会公众 后现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媒介在形象的认知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两者互依互存,并渐渐演变成为人类所共同拥有和默认的知识体系。随着新媒体开始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每个角落,纸质媒体逐渐没落,使得人们今天对新媒体有着更难以言明的复杂情感。现代社会的阅读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只需要一个手掌大小的设备,然后借助某个软件或硬盘就可以自由搜索所需信息,设定阅读格式等。新媒体的功用性永远都是在与时俱进,突破人类想象的。随着后现代传播时代的到来,文字的展示和阅读都以一种新的模式存在,让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足够丰富的信息。

  在信息文化还没有如此发达的纸质媒介时代,文本就代表权威性,人们所要获得的大部分信息都从文本中延伸出来;而新媒体盛行的时代,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获得的内容更丰富,并且使每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中都学会了靠自我理解去分辨、去质疑,甚至在虚拟身份的前提下有了畅所欲言发表自己想法的欲望和执行力。新媒体的创造力和无厘头带来无数种可能性,文本解释在人们眼中的神圣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从此只是作为解释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根本所在。

  传播时代带来了人们想要的文化精髓,但同时大量的文化垃圾也随之如洪水猛兽一般向社会袭来。那些正统、精英思想也不得不面对和那些垃圾共存的生存境地。因为后现代文化强调自我认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于是受众对“经典”有了更多的理解,甚至是背道而驰,同时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也较易将正统的东西变得四分五裂。后现代文化从诞生到蓬勃发展,一路都在经历实践的检验,并且通过互联网的优势影响蔓延到每个个体。

  新媒体之所以为新媒体,有几个关键词是与其紧密相联的,那就是数字化、电子化和网络化。从新媒体触及到的领域来说,“媒体”涉及到广播电视行业;“新”涉及到互联网化;而“新媒体”则综合了各个领域的精髓,涵盖了数字化、电信行业和互联网的媒体化。可以说,新媒体如果离开了互联网、广播电视和电信行业,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从智能手机、互联网电视等使用载体来理解新媒体,我们就会发现技术功能的变迁直接影响甚至是引领着新媒体的内容和服务走向。

  当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开始被新媒体所左右时,其对社会的影响便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不可否认,新媒体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特别是对某一热点事件发生时的舆论走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不难发现,不仅是普通受众,很多社会名人、学者几乎都是利用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在展示自我,同时与受众建立实时的联系。不少人都将这种方式当作民主的体现和进步,从发言渠道的多样化、发言载体的公众化和发言的自主性这几方面来说,确实与民主建立了必然关系。以微博为例,这个如今被最多人使用的新媒体载体,成为不分阶层、不分职位高低的人们交流互动的平台,人们在这里实现了无数种可能性。

  自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开通以来,我们不难发现,它确实在传递信息的及时性和更新速度上占据绝对优势,在传递社会信息、增进社会信息透明度和受众自由发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近几年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更多的功用性体现在阅读和休闲娱乐方面,其覆盖整个社会领域的传播功能并没能带来覆盖全国的平等交流与和平共存的思想。也就是说,新媒体的传播功能并没有上升到更高地促进社会团结稳定、促进社会民主进程的层面。狂欢过后,人们真正需要的理想社会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新媒体要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综合起来理解新媒体,笔者认为:新媒体的积极作用在于建立了一个大众化的平台,帮助普通公众通过网络实现了自我诉求,但同时,新媒体的不可控性、低门槛性和复杂性等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很多负面不健康的行为在网络间蔓延,并使很多没有分辨和自控能力的公众参与进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人肉搜索”“网络通缉”“万能的朋友圈”等词汇异常火爆,以此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人似乎都没有个人隐私可言,再隐秘的个人信息随时都有可能被赤裸裸的公布于众,并接受成千上万网民的公开审判。在众多公共社会事件中,新闻的真实性被新媒体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消化;然后又被参与者以个人主观思想所判断,产生消极的情绪,变得危言耸听;再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出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很多网民动不动站在道德高地对别人的言行进行鼓动性的评价,将自己视为“正义的使者”,实则是一种不健康的价值观。这种不负责任的情绪化的批判(宣泄),严重干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更是对社会正常文化秩序的干扰,其侵犯隐私的行为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传统媒体出于更多的考量,会将很多信息过滤之后再呈现在公众面前,话语权长久的被掌握在权威媒体手中。新媒体的出现使公众压抑已久的表达欲望迅速膨胀,他们可更直接的通过新媒体获得更丰富且不加过滤的政治、文化资源。但是,在面对这个越来越开放的网络世界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学识、判断力、自制力和涵养来使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事实上很多网民都是凭一些片面的信息对别人做出批判,盲目地跟随大众的看法跑,导致严重的文化价值偏离。

  新媒体是快消费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凭借强大的互联网络、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浅显易懂的语言,新媒体无形中具备了塑造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功能。新媒体完美地将瞬间信息和图像技术相结合,并发挥到了极致,即使呈现出来的观感是没有思想、没有品味和意义的,但是受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仍然对此趋之若鹜,并且深信不疑。在信息时代大背景下出生的新一代,从小接受新媒体文化的熏陶,而新媒体文化也因为很好地契合了受众痴迷于娱乐的心理,以致某些无聊的、张狂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在这些受众眼里都充满了不明所以的趣味。新媒体时代的兴起到底引起了哪些问题呢?

  在后现代哲学的背景下,新媒体较之于传统媒体的特点是,它的开放性、交互性、前瞻性和跨时空的特点使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慢慢消解,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团体与团体、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界限慢慢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慢慢消解。新媒体可以与受众建立更加人性化的联系。对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所带来的很多新的理念和模式都是可以拿来借鉴的。他们在卖方和买方市场间自由转换,具有自创的能力。学者郭炜华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是由单一传输变全方位传输;由单向传输变双向传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新媒体传播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信息仅限于阅读,无法上升到更高意义层次;二是每个人都可以零门槛的进行大众传播;三是受众开始掌握话语权,变得积极主动;四是大众媒介的“草根化”。

  从成本费用来看,无论是新媒体方还是受众方,其运营和享受成本都是可忽略不计的。电子媒介的信息基本都是免费向受众发布,且都能在第一时间以最低成本发送出去,反观传统媒体,则要多出很多生产制造和运营成本。以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为例,通常都是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在第一时间将信息内容通过文字、图片或视频的方式发送出去,呈现多媒体整合的态势。现场目击者通过手机拍摄照片,然后以近乎直播的方式“报道”现场状况,这些照片很快又进入各大新闻网站的头版头条。一个普通的市民通过新媒体便在无形中承担起了专业记者、电视台联合在一起才能完成的事情。同时,在这些“报道”中,手机、博客、互联网平台密切配合,显示出了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强大能力。

  新媒体的每个参与者都对信息内容拥有平等的使用权利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论你处于生产链的哪一端,是出版者、传递者、还是消费者,都是平等的。但同时,新媒体是科技的产物,没有数字化等技术,根本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它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完全依赖已有技术及技术的不断创新,而这种技术又不是完全受人类的主观意志来控制的。新媒体的舆论包括较自由的民间舆论和较严谨的体制内舆论。民间舆论主要指公众个体的口头舆论、网络舆论和各种自媒体舆论;体制内的舆论则是指国家媒介,如党报、国家电视台等。这一公一私两种性质的舆论场之间具有非常微妙的关系,既相互重叠又相互排斥。正如某个高级记者所说:“民间舆论和体制内舆论重叠部分的大小直接关系着舆论引导作用的强弱。重叠部分越多,说明新闻的社会效力就越强,能起到的正面作用就越大,反之则不然。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就是完全排斥,那么主流媒体代表社会普罗大众发声的权利和能力也就完全丧失。因此我们要强调的是,全媒体格局的形成必须是在坚持自我姿态的同时,对传统媒体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完善,向传播领域格局提出更高的挑战,真正实现各阶层无缝隙的全面对接和平等对话。”

  健康的公共争论涉及到两个关键词: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公共争论说明信息的流动是双向的,每条信息一经发送便会受到各方的验证或质疑,然后又将信息反馈给发送者。在经过充分的对话和讨论后,真实有用的信息即问题的本质内容将会得到传播,不实信息传播受到抑制,这样便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理性的共识。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经常看见不同观点的人在微博等平台各抒己见,一味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忽视甚至是抨击、恶意扭曲对方的观点,不经考证的不实信息又被不负责任地散播出去,很难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

  另外,受众对新媒体的利用程度和熟练度与其现有的知识水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社交媒体最主要的受众是社会草根人士,本身使用门槛较低,就一些普通的问题并不会看出明显的知识代沟。但也有例外,譬如涉及到极专业领域的问题,部分重要群体受年龄、教育水平、经济状况限制等,不太可能在新媒体空间里发声。譬如,很长一段时间里微博空间对转基因话题争论不休,但能够发声的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跟农业、食品息息相关的农民和消费者却参与不进来。这种现象凸显出的现实问题是,新媒体再怎么盛行,再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其毕竟还只是一种现象的存在,一种表面热闹的喧哗空间,代表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意。云技术储备了海量数据,首先这些数据本身的真伪就没有经受严格的考证,其次又经过变幻无穷的网络化的反复传播,最后又经历大量社会舆论的洗礼,所以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就会成为陷阱。这种情况说明,要保证新媒体能够真正带来公民的民主参与,必须十分审慎的辨析新媒体空间里海量数据的真实性、所表达的意义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必要性和必然性,且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网中,并不是、也不能单独存在。作为新生事物,新媒体和后现代哲学都处于关键的成长期,它们不是对手,而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要想真正挖掘它们的内涵,必须将它们放到时代背景的大环境中去解读,这样也许更能认清其本质。

  (作者分别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讲师;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①孙为:《新媒体时代美学的数字化重构研究》,《中州学刊》, 2014年。

  ②杨清虎:《论新媒体影响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流失》,《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

  ③孟翀:《自媒体的哲学新解从管理哲学的视角看自媒体》,《传媒》,2015年。

  ⑤何华征:《现代性与新媒体生存的哲学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